经适房变身福利房，民众很受伤

[16] 明．王阳明，《传习录上》，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页32。

的确，此种在自然与教化之间预设的连续性也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即相同的语汇被同时用以表述人类与自然生态中的创造性进步。《周易》将生命本身（一种生生之力）描述为人之经验最具一般性的特征：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人之经验与其生成所在的自然世界之间有着一种可觉察的连续性，比如在人为雕刻的岩画与石头自然的纹理之间，在人类思想变化的模式与天地运行的规律之间。（《周易·系辞下》） 《易传》对其受启发之源泉的自我讲述，说明了人对环境的回应，如何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宇宙赋灵。从经典西方形而上学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说，此种中国宇宙论不止一次使用过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实则使用了两次。二、《周易》：一份宇宙论语汇 上文中我指出，我们的宇宙论通常是出自于我们对自己及自身生活方式的预设，从而向宇宙所做出的投射。（《周易·系辞上》）在这一传统中，宗教性所具有的特质及功能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之经验中使人入迷的、神圣的维度，以及其许多玄妙之处（神）并不属于另一个世界。

然而，谈到在历代中国士人心中激起持久兴趣以及对儒家自我理解具有深刻影响这一方面，或许没有任何一种文献能与《周易》相媲美。葛兰言与李约瑟认为中国世界观是一种焦点——场域宇宙论，以及讲述它所需的面相性或方向性的（aspectual）语言，揭示了李约瑟所说的普遍的非被创造的有机体及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至于殷商社会是否封建社会，存在争议。

[《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第1414页。商人……自开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一是它的普遍性，即它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决不因有‘亚细亚之名而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诸如亚洲，或者东方，或者欧洲以外的地区。] 中国社会的传统曾经是怎样的，那么，中国社会的今天和未来仍旧应当是怎样的。

] 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普遍性。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东岳论丛》2017年第6期，第39–44页。] 2．自秦至清的帝国制度。……接着，王宜昌在1936年发表文章，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东洋的社会便是指内部无交换发生的原始‘共同团体或原始共产制度。恩格斯也指出过这种普遍性：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

但笔者也曾指出：孔子之所以要描绘‘大同，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自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实是讲的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意欲重建、更确切地说是建设‘小康乃至于‘大同社会。] 当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抑或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甚或是封建社会等问题，存在着争论。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例如1949年以来，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原始社会的学者，有童书业、田昌五、吴泽、廖学盛、徐若木、畲树声、侯方岳、李永采、魏茂恒等[ 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东疆学刊》2019年第4期，第1?11页。

这个皇权帝国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就不再是大宗套小宗的宗族架构，而是家族社会，是一种家族性的生活方式。]，即是在批判与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种治理方式并非后来皇权‘乾纲独断的‘专制。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34?735页。所以，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中国不再是王权列国社会，而是皇权帝国社会，也就是君主专制社会。差等之爱是说仁爱的程度是有差别的，其根据是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例如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第2772页。3．礼即制度规范，即一个共同体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 笔者曾描述过西周封建时代：其生活方式是基于农耕的宗族生活，其基本所有制是土地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其社会主体是宗族（clan family）（自天子至诸侯大夫等构成大宗小宗），其伦理是宗法伦理，其政治体制是王权政治（《春秋》尊王乃源于此），其治理方式是贵族共和（并非专制），其国家体制及世界秩序是王国及诸侯国构成的天下秩序（基于宗法血缘）（《大学》家－国－天下同构的修－齐－治－平乃基于此），其政治主权者（sovereign owner）是王族及诸侯宗族。杨向奎195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残留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的原始公社制度[ 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32?41页。

中国社会从秦朝到清朝乃是帝制社会。已有学者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原始性，指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属于人类历史的发轫期。

‘周召共和的社会生活方式渊源是宗法社会，其社会主体是宗族，其具体代表就是公、侯、伯、子、男等贵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26页。

这些观点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但都倾向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所指的并非东方或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形态。其思想观念是文化多元论、文化决定论。

例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即在私人领域是恩爱掩盖正义，而在公共领域则是正义断绝恩爱。] 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但儒家的仁爱却有两个向度，即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

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在中国学界，赵俪生就是批判性、否定性地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一个代表，他自述道：我是从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解体的不利落，土地私有制中夹杂着公社残余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来展开研究的。

然而后世儒家迎来的却是秦汉以来的家族社会、皇权社会、帝国时代的君主专制，这绝不是孔子的政治理想。而中国道路则应发展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个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396?397页。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

何谓周秦之变？即中国社会从宗族王权时代转变为家族皇权时代[ 黄玉顺：《文化新论——文化儒学商兑》，《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第169－179页。这股复古思潮，其特征是诉诸民族文化。[ 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东疆学刊》2019年第4期，第1?11页。诸侯只有所封土地的使用权、管理权、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随时可被褫夺。

]，旨在解释古今中外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其理论的核心结构即仁→义→礼的观念结构。马克思在这里所列举的几个历史阶段，与人们所熟知的斯大林表述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之间，大致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7页。

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这就是孔子讲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十三经注疏》，第2518页。

《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高端论坛，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所谓‘封建专制这个词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